促进投资

TMF Group的专家Catherine Caradus与Paul Adamiak细看澳大利亚的托管投资信托制度为外国投资者带来的好处,并讨论如何帮助全球资产管理机构解决他们在不同司法管辖区运营时所面临的挑战。

澳大利亚已实现持久私有化,并拥有可以实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强劲渠道,因此,该国已成为国际基础设施投资者的核心市场。那么,它将如何继续保持吸引力呢?

在过去15年间,作为一项资产类别,基础设施已越来越普及。TMF Group于1988年在荷兰成立,并于2009年开始开展服务型基础设施投资。在全球范围内筹集资金并开展投资的全球最大的10家基础设施管理机构中,现今有4家正在与我们合作。澳大利亚拥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清晰的合作渠道,以及临近中国和其他亚太市场的区位优势,使其成为了最具吸引力的基础设施投资目的地之一。

自2008年以来,我们见证了外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的收益大幅增长。就具体数字来看,相比2008年时仅为9个左右,现今已有来自超过15个国家的投资者开展交易活动。澳大利亚政府已建立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建设协会等专门的咨询机构,并列出大额预算开支,持续致力于实现基础设施的蓬勃发展。

鉴于近年来的多个里程碑式的私有化进程——例如,新南威尔士州的越网公司和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港——各州政府持续更新其收支清单和回收资产,从而为市郊绿区项目注入了新的资本。一项已获公认的政府和社会合作计划,也向人们展现了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的基础设施部门。去年,联邦政府进一步阐明了如何处理外商在可能涉及国家安全考虑的部门进行投资的问题。我们相信,由于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已实现与国际资本的结合,这个国家将继续成为“净资本输入国”。

考虑到外国投资者对澳大利亚基础设施的浓厚兴趣,他们将如何参与市场中的交易活动的?而你们又将为他们提供哪些帮助?

 自2008年以来,澳大利亚的管理投资信托(MIT)税务制度为具备资质的外国投资者提供低税率优惠,且与平时30%的税率水平相比,将基金代销税降低了15%,澳大利亚也已从这一有利的税务制度中获益颇丰。这一优惠政策对高价基础设施资产所有者则尤为重要。

对于有志于在澳大利亚开展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农业资产投资的投资者而言,管理投资信托已必不可少。而管理投资信托税务制度的另一项优势是,外国投资者已不再需要在澳大利亚境内设立企业办公室从而成本降低。在与当地服务提供商Evolution Trustees的合作关系下,将我们的全球专业知识与演进的地区性知识相结合,从而通过我们的点对点解决方案,帮助投资者在这个国家中有效利用管理投资信托税务制度方案。

您与Evolution Trustees的合作关系会起到什么作用?

 通过与Evolution Trustees的合作,我们很容易就能获取管理投资信托要求中的一些关键要素。这些要求包括在澳大利亚拥有住处、在这个国家开展实质性投资管理活动、公司管理章程测试、许可测试和广泛/非隐蔽性持有要求等。此外,管理投资信托不得为交易信托。这一联盟已为我们共同的客户建立了一些管理投资信托媒介,包括由澳大利亚专业基金管理机构发起设立的一个为高净值澳大利亚人士提供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渠道的新基金。

从澳大利亚到全球市场,随着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不断创造出定制投资结构,这种外包交付模型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通常,普通合伙人会告诉我们他们的操作模型是不同的,他们的投资结构复杂难懂,而他们的投资者条款也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定制特性。平台和其他共同投资形式正成为发展趋势,而新的资产和战略也正在改变这一外包交付模型。这就创造出需要进行管理的其他投资工具。很显然,普通合伙人操作模型的重心正从交易发起演进为资产管理。例如,一位经理人向我们解释道,他们的平台具有资产专用性。其目标是为确定的项目进行量身定制,而不是像普通基金那样为有限合伙人提供更大灵活性的以及通过一位经验丰富的经理人为合伙关系提供再保证。这就导致了服务更具复杂性,服务过程中需要作更多报告、受更多的监管要求限制以及更频繁地应用数据访问技术。

同时,我们重视具备精益团队的小型基金经理人的需求,他们需要对管理工作进行外包。因此,我们在财务和管理支持方面的灵活性,对于减轻各种类型的投资者和经理人快速增长的合规性负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全球各地有着不同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要求,到底什么是基础设施投资者的后勤部门所面临的关键性压力?

 如今,随着客户日益全球化,他们都正在通过将其业务外包进行垂直整合而从全球服务提供商那里寻求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相较于以前,投资者们更愿意开展跨境贸易;并且对于进入其它司法管辖区进行更多冒险活动,他们也早已做好了准备。因此,我们在全球性覆盖方面的实力和在跨境贸易方面的专业知识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我们以单独一家企业的形式开展业务,有120多个办公室分布在80多个国家中,并拥有6500余名员工。

例如,我们最近为一家由欧洲投资者投资的亚洲管理机构提供了支持,该机构旨在通过一个卢森堡储备型另类投资基金(一个新加坡保留结构的成分基金)的建立和后续管理而在澳大利亚进行资产管理。同时,我们还为一项澳大利亚管理投资信托和二级信托提供支持。所有工作均通过我们的全球平台展开。我们的平台由一位指定的客户关系经理管理,确保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实现流线型的透明度。

同时,我们有众多客户在伦敦或新加坡有着业务运营,他们可以同时对位于不同司法管辖区域内的多项资产进行投标。我们了解到,在进行投标准备、就投资结构取得一致意见和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实现债务融资到位时,这些客户的时间非常紧迫。因此,我们通过支持“了解你的客户”(KYC)程序和确保及时实现认知结构一体化来帮助实现投标过程的流线型化。

展望未来,您是否计划推出新产品?

 以澳大利亚为例,随着澳大利亚政府继续吸引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发展,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潜在的制度变化。对于未来任何新结构的变革和发展,如企业集体投资工具等,我们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尽管中国文化中心公司处于初始阶段,但其公司董事角色是仿照英国开放式投资公司立法中规定进行设定,这将为现有的集体投资工具环境带来颇具戏剧性的变化。

由于我们已经按照2014年7月生效的另类投资基金经理人指令的要求,在荷兰和比利时提供受托人服务,因此,我们对所提议的中国文化中心的受托人作用背后的概念已十分熟悉。我们一直在对我们所提供的服务进行审查,并计划开发新产品,从而与投资者需求保持同步。

Catherine Caradus是亚太地区私募股权房地产的高级总监, Paul Adamiak是另类投资的高级经理,他们均位于TMF Group在澳大利亚的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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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早发表在2017年10月版的《基础设施投资者》